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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5章 火车偶遇


1977年1月底,农历腊月将尽,林安登上了开往河南的火车。

这是一趟慢车,车厢里挤满了赶在春节前回乡的旅客,大包小裹,人声嘈杂,空气里混合着烟味、汗味和食物的复杂气息。

林安只提了一个半旧的帆布提包,穿着一身普通的深蓝色棉大衣,戴着一顶毡帽,尽量让自己不显眼。

他买的是硬座票,在靠窗的位置坐下,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北方冬景。

火车开动后,林安从提包里拿出一本关于西欧战后经济复苏的英文资料,打算利用路途时间翻看。

他只刚看了几页,对面座位上一位约莫二十出头、戴着眼镜、气质斯文、但眉宇间透着一股超越年龄的沉稳与思虑的青年男子,似乎也对他手中的外文资料产生了兴趣,目光在他身上和书页间逡巡了几次。

“同志,打扰了,”青年终于开口,声音温和,带着点河北口音,“您看的这是……英文的经济学资料?”

林安抬起头,打量着对方。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便服,膝盖和手肘处打着整齐的补丁。

但整个人收拾得干干净净,眼神明亮,神情不卑不亢,在这混乱拥挤的车厢里,显得颇为不同。

“是,随便翻翻。”林安合上书,微笑着用普通话回答,同时心中微微一动。

这张脸……有种模糊的熟悉感,但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“对西方经济感兴趣?”

“谈不上研究,就是想着多了解些外部世界。”青年也笑了笑,自我介绍道

“我叫高育良,目前在河北永年县插队。您这是……出差?”

高育良!

这个名字如同一个惊雷,在林安脑海中炸响。刹那间,无数来自另一个时空的记忆碎片翻涌上来——那个在汉东省政法系统叱咤风云、学养深厚、最终却身陷囹圄的省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!

那个在《人民的名义》中,与侯亮平、祁同伟、李达康等名字紧密相连,代表着复杂权力、学识、欲望与堕落悲剧的“高老师”!

林安握着书的手指几不可察地紧了紧,但脸上依旧保持着平静的微笑,只是目光深处,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复杂审视。

他从未想过,会在这个时间,这个地点,以这种方式,遇到这位未来将在汉东政坛掀起惊涛骇浪、最终黯然收场的“关键人物”。

此刻的高育良,还不是那个手握重权、城府深沉的副省级高官,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、在河北农村插队、前途未卜的知青。

但他眼神中那抹超越同龄人的思虑、沉稳,以及那份主动与陌生人攀谈、关注外部世界的劲头,已经隐隐显露出不凡。

“回老家看看。”林安压下心头的波澜,语气如常地回答,没有透露更多。

他重新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个“未来”的高育良——清瘦,儒雅,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求知和思考的光芒,没有后来的那种深不可测和隐隐的疲惫与暮气。

这是一个尚在泥土中挣扎、却依然仰望星空的青年,一个尚未被权力浸染、依然保有理想和锐气的知识分子。

“越是身处基层,越觉得需要了解大局。”高育良似乎没有察觉林安瞬间的异样,他推了推眼镜,目光变得有些深邃,语气带着一种知识青年特有的、混杂着忧患与渴望的真诚

“我们那个知青点,大家白天干活,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,什么书都看,也经常争论国家的前途、民族的命运。

有时候觉得憋闷,明明看到一些问题,想出点法子,可……”他顿住了,没有再说下去,转而问道

“看您这气度,是知识分子,还是干部?能弄到这种外文资料,不简单。”

“在外地做点文字工作,接触资料方便些。”林安含糊道,心中却对高育良此刻的状态有了更清晰的判断。

这是一个典型的、在特殊年代被压抑了才华和抱负的“老三届”精英。

他有思想,有见识,有强烈的参政议政、改变现状的意愿,但也正因如此,更容易感到苦闷和无力。

历史的洪流即将转向,这样的人,或将乘风破浪,成为新时代的弄潮儿;但若心术不正,或抵御不住诱惑,也极易被浪涛吞噬,万劫不复。

而林安“知道”,高育良最终走向了后一条路。

“你说你们知青点晚上还看书,都看些什么书?”林安引导着话题,他想更深入地了解此时高育良的思想脉络。

“杂。”高育良来了兴致,似乎很久没有遇到能聊这些话题的人了

“马列毛选是常备的,也看历史,看哲学,看能找到的一切书。

我还托人从北京旧书摊上淘换过几本萨缪尔森的《经济学》旧译本,还有托克维尔的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,虽然看不太懂,但也硬着头皮啃。

总觉得,国家要往前走,光靠热情不够,得有理性的思考和扎实的知识。特别是经济学,不懂经济,怎么搞建设?”

萨缪尔森,托克维尔…… 林安心道,果然,此时的高育良,已经开始系统接触西方政治经济学和思想史了。

这为他日后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特的施政(及诡辩)风格,埋下了最初的种子。

“你刚才说,看到一些问题,想出点法子,具体指什么?”

林安继续问,他想知道此时的高育良,关注的具体是哪些“问题”。

高育良略一迟疑,看了看周围嘈杂的环境,身体微微前倾,压低声音:“比如说农村的生产效率,生产关系。我们那里还是大锅饭,出工不出力,地力一年不如一年。

有些老乡私下说,要是能把地分到户,让大家自己负责,收成肯定能上去。可这话谁敢公开说?

又比如,农村要发展,光靠种地不行,得搞点副业,搞点社队企业,可政策卡得死,资金、技术什么都没有。

还有知青的前途……唉。”他又叹了口气,这次叹息中,多了几分个人命运的迷茫。

林安静静听着,没有评论。

他知道高育良说的是实情,也是当前农村亟待破解的难题。

他能感觉到,眼前这个“未来”的省委副书记,不仅善于观察思考,而且已经开始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,其关注点已经显露出未来从政的某些倾向。

只是此刻,这些思考还带着书生气和理想主义色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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