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〇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。
农历三月都过了大半，黄河滩上的风还是硬的。陈河生蹲在河滩上，手里攥着把野菜——灰灰菜，叶子蔫头耷脑的，根上带的土都是干面面。他把野菜扔进身后的竹篮里，抬头看天。天蓝得寡淡，连一丝云彩都没有。
“妈，这野菜也不多了。”
李改莲在离他十几步远的地方，正用铲子挖一棵蒲公英。她没抬头，声音顺着风传过来：“再往前走走，挨着水边的那片滩地，兴许还有。”
河生站起身，膝盖咯嘣响了一声。十四岁的少年，瘦得像根麻秆，裤腿挽到膝盖，小腿上的青筋一清二楚。他往河边走，脚底下的沙地陷下去一个个浅坑。
黄河在远处流着，浑黄浑黄的，像一锅烧不开的稠粥。
这片河滩他太熟了。从记事起，每年春荒都要来。灰灰菜、蒲公英、马齿苋、扫帚苗……什么能吃，什么时候长，他一清二楚。去年秋天父亲说，等今年麦收后，把西边那块坡地整一整，种些红薯，明年春荒就好过了。
可父亲没能等到麦收。
腊月二十三，小年那天，煤矿上的人来报信：瓦斯爆炸，陈有根没了。
河生现在还能想起那天的事。他在院子里劈柴，听见摩托车响，抬头看见一个穿蓝制服的人从车上下来，身后跟着村支书。那人张嘴说了句什么，他没听清，只看见母亲的身子软下去，像一袋被抽走了底儿的粮食，堆在了地上。
父亲下葬那天，大哥河大跪在坟前说：“爹，你放心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也要供河生念书。”
河生当时站在大哥身后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他盯着坟头的新土，心想：我不念了，我去挣钱。
可是大哥不答应。正月十五还没过，大哥就把家里那头猪卖了——那是留着给大嫂的彩礼钱——把河生送回了学校。
“你只管念你的书，”大哥说，“家里有我。”
河生往河边走，越想这些事，心里越堵得慌。他加快脚步，想用走路把那些念头甩开。
滩地上有一片柳树，刚抽出鹅黄的嫩芽。柳树下有人——一个老头，穿着黑棉袄，坐在一块石头上，望着黄河。
河生认出是德顺爷，村里的五保户，七十多了，一个人住在村头的土坯房里。德顺爷年轻时当过纤夫，拉过几十年船，腰累弯了，腿落下毛病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。村里人都说，德顺爷命硬，黄河上死过多少回，硬是活下来了。
“德顺爷。”河生走过去，叫了一声。
老头回过头，满脸的褶子像干裂的河滩。他眯着眼看了看河生，认出是谁家的孩子：“河生啊。咋，来挖野菜？”
“嗯。”
“今年的野菜不多。”德顺爷又转过头去，望着黄河，“河瘦了，地也干了。”
河生站在旁边，顺着德顺爷的目光望过去。黄河确实瘦了，露出大片大片的河滩，河道窄了一半。他听父亲说过，黄河有大小年，水大的年份，河滩能淹到柳树根；水小的年份，能走到河心里去。
“德顺爷，”河生忽然问，“您见过黄河干过吗？”
老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见过。民国三十一年，那年旱得厉害，黄河都快断了。河心里能走人，这边的滩地和那边的滩地连成一片。那年死了多少人啊……人吃人，狗吃狗，老鼠饿得啃砖头。”
河生没说话。他听过民国三十一年的事，奶奶活着的时候讲过，每次讲都掉眼泪。
“那年我也差点没活下来。”德顺爷说，“后来咋活下来的？靠着黄河。河干了，河底还有水，能挖出来；河底还有鱼，能摸出来。黄河是咱的命根子，再旱也旱不死它。”
老头说完，站起来，拍拍屁股上的土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走出几步，又回过头来：“小子，好好念书。念出来，就不用挖野菜了。”
河生看着德顺爷走远，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。他低下头，蹲下身子，继续挖野菜。
快到晌午时，竹篮装了大半满。河生挎着篮子往回走，走到村口，碰见大哥骑着自行车从镇上回来。
“河生！”河大跳下车，“正好，跟我回家，有事跟你说。”
“啥事？”
“好事。”河大脸上带着笑，“县里电厂招工，我给咱俩都报了名。要是考上了，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！”
河生愣了一下：“我？我还上学呢。”
“你傻啊？”河大推着车子往前走，“上学不就是为了挣钱？考上电厂，端上铁饭碗，比啥都强。”
河生没吭声，跟在后面走。回到家，母亲正在灶房做饭，烟熏火燎的。河大把招工的事说了，李改莲放下锅铲，擦了擦脸上的汗：“河生才十四，人家要吗？”
“虚岁十五了。”河大说，“我问了，初中毕业就行。河生今年毕业，正好。”
李改莲看了看河生：“你想去？”
河生低着头，半天才说：“我想上高中。”
屋里安静了一会儿。灶膛里的火噼啪响着，锅里的水开了，咕嘟咕嘟冒着泡。
“上高中有啥用？”河大说，“上完高中还得考大学，考上了还得念四年，这得花多少钱？咱家供得起吗？”
河生还是低着头：“我可以考师范，师范不要学费。”
“师范出来当老师，一个月几十块钱，还不如电厂一半！”河大的声音高起来，“河生，你听哥的，咱不是念书的命。爹没了，家里就我一个劳力，你嫂子年底就要过门，处处都得花钱。你早点挣钱，帮衬帮衬家里，等以后条件好了，想学啥再学啥。”
河生抬起头，看着大哥。大哥今年二十二，脸上已经有了风霜的痕迹，眼睛里有血丝，嘴唇干裂着。他想起大哥昨天去镇上，是去借钱的——嫂子的彩礼还差三百块，实在凑不出来了。
“行。”河生说，“我去考。”
李改莲转过身去，往锅里下红薯面。她的手有点抖，红薯面洒出来一些，落在灶台上，白的。
那天晚上，河生睡不着。他和大哥睡一铺炕，大哥打呼噜，一声接一声。窗户纸透进来一点月光，朦朦胧胧的。他听见隔壁屋母亲翻身的声音，听见院子里狗叫了两声，又安静了。
他想起德顺爷的话：好好念书，念出来就不用挖野菜了。
可他不念了。
第二天一早，河生又去了河滩。他还是去挖野菜，篮子挎在胳膊上，脚步比昨天慢。走到那片柳树林，他停下来，看着黄河。
黄河还是那个样子，浑黄浑黄的，慢慢悠悠地流着。河风吹过来，柳树枝条摇晃着，拂在他脸上。
他在柳树底下站了很久。
回去的时候，篮子里还是空的。
四月十二，河生和大哥一起去县城考电厂。
考场设在县电厂的职工子弟学校，一间大教室里，坐了五六十人。河生看了看周围的人，大部分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，穿着中山装或者的确良衬衫，有的一看就是城里人，头发梳得光光的。
考题发下来，语文、数学两张卷子。河生翻了翻，不难。语文是作文，《我的理想》。他想了半天，不知道该写什么。他没什么理想，以前想过当老师，现在也不想了。最后他写：我的理想是让家里过上好日子。
数学他做得快，不到半小时就做完了。检查了一遍，发现一道应用题做错了——他算错了百分比。改过来，又检查了一遍，交了卷。
走出教室，大哥在门口等着。
“咋样？”
“还行。”
河大拍拍他的肩膀：“走，哥请你吃烩面。”
兄弟俩找了一家面馆，一人要了一大碗羊肉烩面。河生吃得很慢，一口一口地嚼，把汤都喝干净了。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饭馆吃饭。
回村的路上，河大骑着自行车，河生坐在后座上。土路不平，车子颠来颠去，河生一只手抓着车座，一只手按着膝盖上的书包——书包里装着母亲给烙的饼，还有两本书，一本物理，一本化学。
“哥。”河生忽然开口。
“嗯？”
“你说，上海有多远？”
河大愣了一下：“上海？那远了吧。得坐两天火车吧。问这干啥？”
“没事。”河生说。
自行车继续往前骑，扬起一路黄土。麦田从两边掠过，麦苗刚返青，稀稀拉拉的。远处，太行山的影子隐隐约约，青灰色的，像一道墙。
河生看着那山，心想：翻过那道山，是不是就到上海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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